范宙虹
三国时期，关羽受命镇守荆州。由于违背了诸葛亮叮嘱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轻率地与吴国骤起战端，结果中了陆逊骄兵之计，被吕蒙夜袭烽火台，占领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而被孙权所杀。此时，刘备初登宝位，称“汉中王”不久，根基未稳，实不宜轻动干戈。然刘备念及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故不听众大臣苦苦劝阻，执意起兵伐吴。刘备平时对诸葛亮言听计从，但此次诸葛亮对刘备也只能是：“苦谏数次，只是不听”。
关键时刻，站出来大义凛然的赵子龙。赵云首先分清敌我，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针对刘备要为兄弟复仇，执意伐吴的错误决策，赵云不顾刘备会龙颜大怒，直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此谏言直陈要害，公私分明，又颇具战略眼光，真是一次三国时期精彩绝伦的“参政议政”。
可惜，刘备不纳忠言，一意孤行：“朕意已决，不得再谏！”。于是尽起蜀中兵将七十五万，大举伐吴。结果大败于陆逊，被火烧联营七百里。刘备也不得不托孤白帝城，含恨西去。蜀国遭此一败，元气大伤，虽然此后诸葛亮“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地苦心经营，仍然不免国力逐渐衰微，最后落入“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困境。虽几经挣扎，仍然惨遭灭国。究其原因，盖源于当初没有听赵云的肺腑忠言也！
这是《三国演义》里的精彩描述，为了考证史实，我又对照了史书《三国志》。虽然由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热衷于记述帝王生平，而对像赵云这一类武将着墨很少。但是我仍然在《三国志》三十六卷“蜀书六”《云别传》中，看到了“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宜先灭魏，则吴自服”这样的记载。由此可见，三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赵云直谏刘备之事。同时，也可能是我考证不细，孤陋寡闻，我没有看到关于赵云谏：“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这样的记述。也许是陈寿认为此事过于冲撞帝王，大逆不道，同时也显得帝王有公私不分的“弱智”，故不予记载。但是我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作为赵云，实际上他的参政议政身份是很尴尬的。虽然他武艺超群，有万夫不挡之勇，也与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同为五虎上将，也有湖北当阳县长坂坡上“单骑救幼主”和此后“截江救阿斗”的大功。但他毕竟既不像关羽、张飞与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也比不上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诸葛亮。他在刘备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忠勇可嘉，堪任临阵杀敌的武将。且事情起因又是刘备的兄弟关羽被杀，这使他的参政议政多了很多风险。但是，就在刘备为此暴怒而固执，许多计谋之士都知难而退的时候，赵云作为一个武将，为了国家的利益，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真是让蜀国其他所有位尊权重的大臣们汗颜！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朝堂之上也有过一些冒死直谏的谋臣，但是像赵云这样既深明大义，又极具战略眼光的武将却极少。这次发生在近1800年前国家最高层次的参政议政之举，虽历经遥远的历史烟尘，至今仍然不失其夺目光辉，让我敬佩不已。其中的内涵至今仍然让我们回味无穷，对我们今天的参政议政工作，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作为优秀的参政议政者，首先要有战略的眼光，要从大处着眼，从大是大非处着手，而不是仅纠缠于枝末细节。这对参政议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需要谏言者平时要十分注意自己深厚的知识积累，保持参政议政的敏锐性和卓越的大局观。只有这样，在关键时刻，才能提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真知灼见。
此外，作为优秀的参政议政者，要始终出于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以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参政议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以有关领导的喜好左右自己参政议政的行为和内容。而在具体参政议政工作中，除了从大处着眼以外，还要把问题和原因的要害分析透彻，这样才能够使参政议政入情入理，才能够提出高质量的建议，而建议也更能够被决策者采纳。
同时，作为决策者，一定要善于广纳群言，特别是要排除个人喜恶，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哪怕是很刺耳的谏言。要用类似“伯乐千金买马骨”的做法来表达自己乐意接受意见建议的博大胸怀，建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完备的制度保证，营造一种能够鼓励谏言者畅所欲言的氛围，从而让决策更透明，更科学。古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所以作为身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决策者，对此务必慎之又慎。
因此，我们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应该有更多像“赵云”这样赤胆忠心、高瞻远瞩的谏言者。而我们的决策者更应该避免学习刘备，因不听忠言，不顾大局，公私不分，因小失大，固执己见而酿成历史悲剧。
（作者系萧山盟区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