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心粲名易，浙江嵊县人。
袁心粲先生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五十余年。建立新中国时年已65岁，仍再出任杭女中（今杭十四中）、杭一中（今杭高）校长、杭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先后被选为杭州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至五届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三届委员会委员；民盟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发展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和巩固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1919年夏，袁心粲毕业于北京高师，八月就聘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教师生涯。
从二十年代起，袁心粲先生历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九中学、第九师范、省立第六中学、省立杭州师范、私立杭州清波中学、嵊县简易师范、省立建国中学等校的校长、教务主任等职。解放后又担任杭州女子中学校长和杭州第一中学第二校长。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培育了大量人才，作出贡献。
他是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极富事业心和实干精神的教育家，他把教育事业作为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学校要造就的不仅有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还必须是爱祖国、有志气、有道德并能影响和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的人才。所以他很重视把品德操行、文化知识、体育锻炼和劳动教育全面结合起来。这个教育思想始终贯穿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不论是做校长、教务主任等教学行政工作，还是任课教师，都是这样，他自己在这些方面更是身体力行，作出榜样。
1919年夏，袁心粲在浙江第一师范担任教法、礼法教师。当时第一师范系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校长经顾渊（名亨颐）原系一师前身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1913年两级师范改为第一师范，接任校长。经校长早年留学日本，富民主思想。他在一师广揽人才，实施革新，如提倡教白话文，实行学生自治等等，在全国也走得较早，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新派教师中，如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丐尊均系有声望的人物，被守旧派称为“四大金刚”。袁心粲到校正逢其会，立即投身于这场正在迅猛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并参加进步刊物《十日刊》的具体编辑工作。在他晚年写的自传里，曾简略地提到：“在一师与陈望道等十分契合，共编《十日刊》”。为了提倡学生自治，他撰写《自治主义的训练》一文，在《十日刊》七号、八号上连载。文章阐述了训练学生自治能力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以真正体现共和国的精神。（该文目前尚保存在杭一中校史资料室）。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所以浙一师同年十一月成立学生自治会时，特地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其宣言和章程通过上海报纸立即传遍全国。浙江各地更是纷起响应，改革的浪潮奔腾澎湃。这可吓坏了顽固保守的反动势力。官方代表人物——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公然出面镇压，终于激发了1920年春震撼全世界的“一师学潮”。
袁心粲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学说的影响，从人道主义出发，颇思致力于贫苦儿童的教育，希望能逐步改善贫苦工农的生活。恰好杭州大有电灯公司为解决职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要创办一所光明小学。董事会邀请他去做校长，他就欣然前往。这大约是1926、1927年间的事。但不久他就发现这所小学事事要听命于董事会，董事会关心的是老板、经理和上层职员们的利益，不可能为贫苦工人子弟的利益着想。他就辞职不干了，决心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筹建一所新型的小学，吸收工人和郊区农民的子弟入学。考虑到农民在四万万同胞中为数最多，应当把农民放在首位，所以校名叫做“农工子弟小学”。他起草了办学的缘起的章程，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四出奔走，寻求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居然也筹募起一点小小的开办费，并且邀约了几个自愿同甘共苦做一番事业的教师。这些热心教育的人们不畏艰难，不图名利，终于恩陋就简地开办起一所杭州农工子弟小学。学校的宗旨是向贫苦的农工子弟开门。对学生实施知识、道德、劳动技能三结合的教育方针，收费低廉，家境特别困难者得免费入学。还希望能结合劳动技能教育，取得一点经济收益，以补贴学校开支。他亲自编教材，亲自刻写油印讲义。为了节省开支，不请工友，自己动手打扫公共卫生，摇铃。可谓集校长、教导主任、事务员、工友于一身。有时还拿出微薄薪金去充当办公费用。在他这种精神的带动下，教师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愿为共同的理想作出努力。便在那民生凋敝的旧社会，光靠理想和热情是维持不了一所学校的。由于经费短绌，后来甚至连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东挪西借，难以为继。1929年，他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了。送到医院时，无钱交费，被搁在走廊里，幸赖几个同事设法拼凑一笔钱，才得住院医治。可是大家苦苦支撑了一年的农工子弟小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同事们含泪分手，各谋生路，虽然如此，这一小小的试验，还是给每个参加者留下难忘的记忆。
翌年，他到黄岩葭沚省立第六中学任教务主任，后来又到杭州师范担任教务主任。1932年春，私立杭州清波中学招生不足，办学困难。校董会有意借重袁心粲，重振旗鼓，并授以办学全权，校董会绝不干预。他感其诚意，慨然允诺。杭师以月薪倍于清波中学相挽留，他笑道：“已答应清波了，岂可失信于人”！
清波中学有一定资金校舍，但由于师资素质较低，设备简陋，教学质量过差，因而学生日益减少（最少的一次招生只有九人报名）。袁心粲任校长后，首先邀约了几个学识较深，而又志同道合的业务骨干（如数学教师蔡禹泽、语文教师张立民、英语教师俞复唐等），形成一个核心，共同校务；其二是民主办学，公开经济，团结全体教职员工关心校事，和衷共济，办好学校。他接任之初，因学生过少，经费比较拮据，无法添置教学设备。为此将自己的工薪减少百分之二十，教师们纷纷响应。有的不就他校高薪招聘，甘愿与他共度困难；第三着重品德操行的教育，多方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心公益、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提倡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他课余带领学生开荒种菜，平整园地。一日三餐与学生共膳，关心师生们的思想、生活、乃至婚姻。全校师生同甘共苦，相亲相爱，宛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众人的努力下，逐渐形成奋发向上、勤劳朴实的校风。数年之内，全体教师和衷共济，凭借自己的力量，添置了设备，开辟了校园，盖起了新的教学大楼。学生成绩显著提高，品德优良，深得家长们嘉许。学校声誉日高，有的家长慕名特地送顽劣子弟入学，以求改造，学校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不幸1937年日寇侵华，学校解散。杭州沦陷后，校舍夷为平地，今已荡然无存。
袁心粲在清波的六年，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是较有意义的六年。在这段时间里从清波中学毕业的学生，也往往多年以后还怀念着母校和他们的袁校长。
袁心粲先生一生追求真理，服膺真理。他早年受西方文明影响，发愤读英文、德文，研究过康德、罗素、杜威等人的哲学思想。后来又转而潜心经史，研究过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思想，力图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精华，来丰富今天的教育理论，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
二十年代初期，他对王阳明的学说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写了一本《阳明学说浅释》的小册子，因此而得以结认马一浮先生。他拜在马先生门下，执弟子之礼甚恭。师生间经常琢磨切磋，探讨学理。抗日战争期间，马先生去江西转重庆，他流离颠沛在浙东，两人仍保持书信联系。抗战胜利后，马先生还在杭州创办复性书院自任院长。书院的具体筹建工作都由他人手办理。解放后，马先生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住在花港蒋庄。他在工作之余，总要抽暇去看望这位老师，谈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十年浩劫开始，两人都受到冲击，而于1967年先后逝世。他们深厚情谊保持了四十余年之久。由于马老崇尚程朱（北宋程颐、程颢兄弟与南宋的朱熹），他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许多时间与精力去研读二程和朱熹的论著，脱离现实，空谈性理，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国家与民族已处于存亡危急之秋，他却在清波中学提倡学生读朱熹的《四书集法》。这在袁心粲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然而他毕竟是一位爱国者，他不可能接受“乐天知命”、“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世界虽乱，吾心不乱”等等的处世哲学。他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情不自禁地参与当地的进步运动和正义的斗争，而且总是满腔热情，全力以赴的。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这漫长的十年中，袁心粲先生辗转飘零，生活坎坷，目击时艰，忧愤甚深。他痛恨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反动，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他买来《资本论》的中译本，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并在他力所能及之处，曾多次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天台中学时，经多方奔走，保释过一个姓施的女同志出狱。当他获悉天台浙东行署的监狱里，还关押着一名姓管的政治犯，原是黄岩中学的历史教员时，就以本校高中毕业班无人讲授世界史为由，与校长曹天风共同努力，通过各种关系，把他“借”来授课。这位姓管的同志不顾自己处境险恶，抓住这个机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向学生讲授了生动精采的欧洲近代史。袁心粲不避政治嫌疑，请这位同志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向他热情道谢并深致敬意，还一直未能保释这样的好同志出狱而感到憾恨。1948年在嵊县简师时，以校长的身份，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努力保护进步师生的安全。后因一位姓张的教学教师被捕，他四出奔走呼吁，营救不果，愤而挂印离校。
1949年5月，65岁高龄的袁心粲先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接了杭州的解放。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条将使祖国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一代爱国知识分子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将实现了。他由衷地欢呼、拥护新中国的诞生，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愿为之努力奋斗。袁先生有诗云：“毕生战斗为真理，历经艰辛识圣明”。从此，他的生命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他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地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完成党与人民交给他的任务。他在杭女中、杭一中做校长时，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或率领学生参加“五一”、“十一”庆祝游行；或与青年人一样参加义务劳动，在烈日下挥锄修路；或节衣缩食，踊跃认购公债，捐献飞机大炮，救济灾区；或积极参加教学改革，等等，义之所在，无不争先恐后。
他真诚地接受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努力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严格地批判、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感到大惑不解。不久造反派封闭各民主党派的机构，勒令停止活动，使他更为郁闷。他决意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1966年的国庆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已不让参加省市庆祝大会。这天他仍黎明即起，把皮鞋擦得雪亮，穿上节日礼服，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前往少年宫广场。这位83岁的老人，器宇轩昂，精神抖擞地走向大会主席台，立即被红卫兵粗暴地逐出会场。这天晚上，他在灯下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从此就中断了数十年来每天记日记的老习惯。日记上写道：“我坚信共产党是伟大的。我始终真心诚意地希望自己还能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以报谢重生我、教育我、培养我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省市一些领导同志被游斗时，他又不顾老伴劝阻，冒险上门慰问。直到他自己遭受迫害，卧床不起，奄奄待毙之日，还坚定地说：“我相信他们（指省市委领导同志）是好人！”
袁心粲先生为人光明磊落，品德高尚；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作风正派，操守清白。一生但求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生活上艰苦朴素，始终不脱劳动人民本色。
他早年常说，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要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他也确实这样去做的。他最恨那些投机钻营、贪污盗窃的利禄之徒。在旧社会，他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宁可失业，决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傲岸骨气。而在新社会，则热爱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十年浩劫中亦未尝动摇其对真理的信念。
他一生严格分清公私义利之辨。尤其在经济上更一丝不苟。即使是在贪污成风的旧社会，也从不占公家半点便宜。生平从未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事化公家的钱；甚至从来没有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过一封私人信件。他不但自己如此，也严格教育子女这样做。
他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不肯沾公家一点光。可是他对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却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物力和财力。他为了办工读互助团，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等，经常把自己的工薪充作经费，把家里的桌子板凳、油灯、扫帚都搬出去公用，在这方而，他是一向“公私不分”的。他也不止一次资助家境清贫的学生升学或出国深造。而自己节衣缩食．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当初工读互助团那位姓马的学生要去德国留学，因行囊羞涩，未能成行，他毫不犹稀地赠银二百元。终于使这个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母亲和妻子是值得称道的贤良女性。她们支持和赞助他的作为，从不阻挠和干扰。他是乡里间出名的孝子，母子感情很深。但母亲从未向儿子提出过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要求。他老家的几间破屋足有上百年的历史。围墙坍丁一段，只用烂竹篱笆遮挡着。但做儿子的一心为了办学，没有想到修一修；做母亲的也以为“心粲一心为穷苦人家的子弟办学。比给自己修房子要紧多了!”他的妻子是他事业上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她不计成败得失，总是毫无怨尤地为帮助丈夫克服困难．去承受一切挫折。他感激地在赠给妻子的一个铜墨盒刻上“贤内助”三个字。
袁心粲先生生活俭朴，待人厚而自奉薄。生平不事积蓄，一副铺盖，数箱书籍，到处为家，住居衣食全不讲究。常说：“咬得菜根则万事可做。”日常饮食简单，不嗜烟酒。一双皮鞋要穿二、三十年。内衣总是补了又补地穿。他晚年一直住在教场路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简陋宿舍里，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在市体委任职期内，组织上照顾他年事已高，为他配备了一辆专用三轮，他婉言辞谢不坐，上下班总是安步当车。1956年因乘公共汽车，被人绊倒，跌碎右膝膑骨，伤愈后，组织上再三劝他乘坐专用车，他仍不肯，步行如初。
然而他关心他人，好急人之难。在旧社会如此，解放后对同志更是一片赤诚。在他晚年，住所附近一带，流传“袁校长助人为乐”的故事。常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在他经常散步的路旁等候他，向他求助。而他呢，只要衣袋里有钱，总是慷慨解囊。甚至有骗子闻风而来，骗得他倾囊以助。这真是“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网以非其道”了。可谁知这位善良的老人，有时自己仅用煨盐佐粥，连一只咸鸭蛋都舍不得吃呢！
今日以此文，让杭州市民能记住这位教育家。
十年浩劫开始后，他受极左路线的迫害，身患重病，于1967年7月得不到医治而逝。13年后，亦即1980年3月，市体委与民盟杭州市委联合为他举行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