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去南山公墓向父母献花。看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用的是他的小名王幾道时，我们的眼泪止不住要夺眶而出，思念之情更甚了。
父亲1917年诞生于安徽歙县富堨镇一个生活殷实的中医世家。出生后祖父取老子《道德经》之意，取其名为“广道”，字“若水”，小名“幾道”。我们王家自祖父的曾祖父起世代相传行医，且名响苏浙皖赣间，被称为新安王氏医学。出身在这样家庭里的父亲，从小就享有优越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1923年祖父王仲奇将家迁往杭州，又于当年迁往上海。由于医术高超，与陆渊雷、王慎轩、曹融甫并称为江南四大名医。祖父在继承祖辈医学经验的基础上，勤搜博取，既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也不排斥西洋医学的知识。他还让儿子去学西医，以便使家传的中医吸收更多新的医学理论和医术。为此父亲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在大学里，父亲不仅学习了医术、精通了法语，还接受了一些进步的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了。当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祖父宣告停诊，称病不出。当时一些日伪人员屡屡登门求诊均被拒绝，其中有个号称“温州之虎”的伪军军长，甚至扬言要用绑架手段来迫使祖父看病，在这种情形下祖父携家人回到徽州老家。回到徽州后，父亲便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堂兄妹一起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在歙县参加了抗日群众组织--战地服务团，还加入了由爱国将领戴戟主持的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工作。为了宣传抗日、培训战场急救知识，他经常步行几十里奔波在县城与岩寺、屯溪等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又存在阶级矛盾的形势下，父亲毅然投身革命，于1938年由余华（即余纪一，时任中共皖南特委统战部长）和妹妹王宇（时任中共徽州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在动委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余华、范治农被捕；父亲则得到开明绅士、祖父的朋友、时任皖南行署副专员的程中一先生（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府参事）通风报信，立即与母亲一起撤离徽州，连夜步行几十里路到深渡，然后雇船走水路，由新安江富春江经杭州再到上海。回到上海后父亲以字代名就叫王若水了。他一边继续读书、一边继续为党工作，利用家庭开诊所来往人员多、不易引起特务注意的优势，掩护了郑家琪（解放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施琼、白扉等许多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同乡战友，在家住一段时间后再伺机将他们送往苏中根据地。
1946年初，父亲接到中共上海工委沙文汉书记（化名张登）通知，跟随他去苏中开会，同行的共有五位同志。在杨树浦码头登船至苏北大丰港上岸，经盐城抵达淮安，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曾山主持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上海工委支援苏中解放区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苏中军区的司令员管文蔚、卫生部长宫乃泉、后勤部副部长谢中光、兵站部副部长管寒涛及各部多名科长，上海工委五同志以及范治农。会议结束前，曾山部长宣布：决定成立江南建业公司，具体实施支援物资的采购运输任务。考虑到王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决定由父亲任江南建业公司总经理，范治农任副总经理。华中分局投资三百万法币作为江南公司采购的流动资金，由范治农掌管，负责建立内部的账目，购买物资的款项由兵站部通过上海工委补足。掩护性的商业活动由父亲负责掌管，建立对外账目并向上海社会名流募股参股。江南公司不设电台，苏中各部需购的药品、电台，均通过兵站部电台通知上海工委，再派遣交通员送达江南公司。会议结束后，范治农即随船来沪，先住在金陵中路建安里王家客房，后搬至南京西路成都路口江南公司的办公楼居住。
1946年8月，余纪一由苏中来沪，向父亲和范伯伯传达曾山部长的指示：江南建业公司不仅要向苏中解放区输送物资，还要兼顾苏浙皖、皖浙赣两个游击根据地。（传达了指示后，余纪一就赴皖南担任皖浙赣工委副书记。） 根据曾山部长指示，江南公司建立了杭州分公司，由共产党员、我堂叔王嗣任经理，专门负责转送苏浙皖根据地所需物资；皖浙赣则由范治农兼管。
1946年至1948年，江南公司向三方输送了大量物资。1948年6月，工委转来宫部长的电文，告知其它药品及物资均已备足，当前紧需急救用的盘尼西林。父亲和范伯伯立即以经商为名跑遍上海各大药房进行采购，却发现上海各大药店几乎同时拒收法币。此时情况紧急，公司又无其余资金，父亲毫不犹豫取出祖父去世后分得遗产的全部95两黄金购买了盘尼西林，并亲自送往苏中解放区。送药的过程颇像后来电影《51号兵站》中的情景。国民党为封锁解放区，对进出上海的陆路和水路都严加把守。黄浦江上空乌云密布，各个关口荷枪实弹，许多人惨遭枪杀。当时驻守吴淞口的巡防团陆团长是杜月笙的徒弟，杜月笙母亲患病时祖父曾给予医治，杜月笙本人的急性盲肠炎也是祖父治好的。父亲的表兄杨勗年（是地下党员也是王家的管家）每天应邀去杜府煎药，与杜府上上下下都混熟了。海上送药由父亲带表伯亲自乘船押运。船驶经吴淞口检查站时，荷抢的士兵大声吆喝船靠岸，并要派快艇冲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表伯杨勗年站立船头沉着镇定，高喊“陆团长在吗？”陆团长看到了，就对部下说杨老板的船不用检查，挥手放行。藏在船舱中的父亲这才放下心来，就这样一船药品顺利运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回沪仅几天，便接到巡防团陆团长消息，吴淞口防务将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日后江海运输就有困难了。范、王立即向上请示，不久收到曾山部长指示：暂停出海，隐蔽待机。
1948年春，兵站部管副部长电告，苏浙皖根据地在敌保安团封锁下已断粮一月，要江南公司送粮。父亲和范治农立刻买了两万斤美国面粉，乘三辆车赶到杭州。王嗣叔叔对他们说：“二哥，老范你们回去吧，道路我熟，我同汽车队长阿顺师傅（也是地下党员）率车前往”。父亲就交给他五十块大洋，让他打通驻百丈岭、独松关的浙江省保安团和安吉县保安团。车到天目后山根据地，接车的是苏浙皖工委王子达副书记。王书记对王嗣叔叔说，我们干部战士听说你们要送粮食来，就自动上山挖了几百斤春笋，请你们带回去吧。堂叔回杭后留了少量春笋，其余的都交汽车运回上海。
为了补足公司的经费，父亲还变卖了家中的首饰、汽车和红木家具等。
1949年初，范治农接到沙文汉指示，离开上海前往安徽参加对国民党海军长江舰队及安徽省保安五旅的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后，1949年夏末范治农由芜湖来沪，与父亲一起跟随沙文汉书记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曾山部长汇报江南建业公司革命工作的全部经过，同时上交了党组织投资的三百万法币，受到曾山部长的表彰。江南公司的活动至此全部结束。
1949年冬，父亲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见到了宫乃泉部长。宫部长说：“王若水同志，你们送来的盘尼西林太重要了，不但我们的部队够用，还支援了中原野战军。他们从挺进大别山以来，没有后方根据地倚托，缺医少药；收到我们支援的药品后，中野卫生部在打黄维兵团时也救活了许多垂危的重伤员”。
杭州解放后，我们的母亲吴佩琳应大学同学时任浙江省军管会卫生部长李兰炎之邀来杭，担任浙江省级机关儿童保育院保健科长兼医师，我们子女也随母来到杭州。父亲随后亦来杭，担任国营建新化工厂副厂长。1951年沙文汉伯伯来杭担任浙江省省长后，父亲经常在工作之余前去探望这位老上级。父亲还经常吟诵沙伯伯1955年送别刘晓书记去苏联时写的诗，诗中写道：“海天无极处，江月正悠悠。世事几交手，少年渐白头。神州已大定，吾辈复何求。却念后生代，余怀入梦愁。”在那几年里，父亲工作忙碌，常常很晚回家，星期天也难得休息。紧张之余回到家中，只见他喜笑颜开，还经常哼着歌儿，我后来才知道那是马赛曲和新四军军歌。还记得他教我们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歌唱祖国》等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对新中国那份挚爱之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1949年为掩护地下工作的身份，父亲在上海加入了民盟。来杭后，在1951--1957年期间，父亲曾任民盟杭州市委第一届候补委员、第二届委员、第三届副主委，民盟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记得他还兼任杭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市政协副秘书长。
解放后，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和民盟的工作，在工作中也能坚持原则维护党的利益。但就因为这样得罪了一些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在当时极左路线的高压下，许多亲戚朋友和同志为明哲保身，划清界限，不敢与父来往，连多年来共同参加革命斗争的范治农伯伯也不敢给父亲回信；父亲遭到批斗，还有人逼父亲交代什么罪行。父亲对党的革命事业是一片忠心，竟被打成右派，他痛彻心扉！父亲虽是一介书生，却生性刚烈，又岂能作违心的无中生有的“交代”，遂以死明志含冤离去。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组织上为父亲平反纠错。
父亲去世时我们还很小，许多事情都不知道。记得后来妈妈告诉过我们，某某伯伯叔叔曾经特意来杭看望过父亲，感谢他掩护他们脱险。近年来又从几位堂兄弟那儿获悉了许多从其长辈处听到的有关我们父亲生平的故事，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在那个为民族民主斗争的苦难岁月里，我们的父亲能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舍弃自家的财产，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革命成功后又从不炫耀自己在战争年代所做的成绩，而是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他的耿耿忠心，日月可鉴。
父亲的形象让我们终身怀念！他的品质和精神让我们终生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