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爱国民主战士，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奋斗。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廉洁自律，他曾说：“万分清廉，不过小善；一念贪污，即为大恶”。“稿费的故事”和“两只口袋”的故事就是他廉洁自律、用实际行动建筑“人格长城”的典型例证。
稿费的故事
1917年9月，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那时，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革新教育是改变中国的必由之路。
陶行知先生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目光所及都是中国老百姓的穷，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没有一点保障。当时至少有两亿以上的人是文盲，至少有七千万的儿童没有受过一点教育。这种苦痛让他毫不犹豫放弃了一个大教授优厚的待遇，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草鞋，走上了到农村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办教育、进而改造中国的道路，那是1923年，从那时起，他奔走于祖国大地，推广平民教育运动。
陶行知在全国各地发动成立平民读书学校，遇见车夫、渔民、要饭的孩子、饭馆的石子厨子，他都送上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他们学会后，再去教身边的人。他甚至到监狱中去推行平民教育，还到和尚庙里向和尚推行平民教育。他说：“凡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
陶行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教，一点一滴的去做。在陶行知的脚步底下，《平民千字课》的发行量超过了三百万册，所得稿费也被他用来当做办教育活动的经费了。
有一次，陶行知得到了1万多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中，被承担家务的妹妹看见了，她就微笑着问：“哥，家中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四分之一给家里用？”
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晓庄师范学校终于在陶行知先生的全力以赴下办了起来。但到了1930年4月，3岁的晓庄便夭折了，因为晓庄的学生总是为国难出头，蒋介石密令学校停办。陶行知得到消息，立即撰写了《护校宣言》，抗议说，晓庄的门可封，它的嘴不可封，它的笔不可封，它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陶行知身体力行，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他对劳苦大众的孩子，爱满天下。他的身心太满了，怎么能装得下“不清廉”呢？
两只口袋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办教育的眼光是长远。他预估到抗战胜利后，中国要建设，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他认为这些人才要从幼苗培养起来，并有意识地从苦难而孤独的难童中培育人才的幼苗，孕育了一个培育英才的构想。
虽然身处在极为困难的年代，但陶行知坚定不移。在给宋美龄的信里，他提出创办育才学校的计划，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只批准给予开办费，而日常维持的费用要校方自行筹集。
1939年7月20日，在重庆一座古老的寺院里，育才学校成立了，陶行知任校长。
这个偏僻的山村当年离重庆150里，满是崎岖的山路，师生们在这里嗷嗷待哺，陶先生为了古圣寺里两百多号饥肠辘辘的孩子们，他成了四处化缘的苦行僧，每天在往返重庆城里的山路上，同柴米油盐赛跑。下雪天冒着雪，下雨天冒着雨，有的时候到十二点钟，跑了一天，到晚上才回来。
外出化缘的陶行知，每天用两个烧饼充饥，自己一身破衣裤，心里牵挂的却是孩子们每人有一套出客之衣，作为演出或集体行动之用。
这样的艰难困苦，有人劝陶行知把育才学校停办算了，但他坚决不答应。随后，他发动全校师生走街串巷，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募捐，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陶行知带头外出募捐，并宣布一条纪律：募捐来的钱涓滴归公，在募捐过程中，他坚定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借故挪用分文。他的上衣缝有两只口袋,一只袋放公款，一只袋放私款。有一次，他到远处去募捐，走访了好多地方，募捐了不少现款，袋里装得满满的。在归途搭车时，才忽然发现放私款的那只口袋被偷，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了。尽管一天奔波下来，既疲惫不堪又饥肠辘辘，但他当时就只有一个坚决的想法：决不挪用公家一分钱，坚持从十里外步行回校。
育才学校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都非常感动，赶到陶行知先生的住处慰问时，陶行知亲切深刻地跟大家讲起韩非子在《喻志》中所说的一个比喻：“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在现实生活中，小漏洞往往可以酿成大灾祸，千万不要以小失大。陶行知就是这样“以教人者教已”，在“建筑人格长城”中做到不留一点空隙。
我们盟员都要以陶行知为学习典范，用先生的“两只口袋”做镜子，时刻观照自身，时刻警醒自己。